近视矫正手术，指通过手术的方式改变近视患者眼睛的屈光状态，来实现摘掉眼镜的目的。目前市场上相对主流的手术方式都属于激光性角膜屈光手术，即通过改变角膜的形态来矫正近视。
出于安全考虑，手术需要患者年龄在18周岁以上，且近视度数相对稳定。因此，陈瑾周围的很多同学都在高考结束后去做了近视矫正手术。由于家人对手术风险怀有疑虑，她想做手术的念头被打消了。
直到2020年夏天，陈瑾即将面对必修的游泳课。这门水下运动意味着她不能戴平日的眼镜，而配近视泳镜不仅麻烦，也无法满足岸边活动的需要。预想到900度近视的自己在泳池旁迷茫失措，她最终做出了决定。
出于安全考虑，她和父母选择离开家乡小城、去重庆的大医院做手术。术前一天，陈瑾的母亲在医院遇到一位手术失败的男孩：那个20多岁的男生的视力比近视矫正手术前更糟了。陈瑾因此开始惴惴不安。她一直告诉自己：“我的手术不会失败。”
第二天是手术日。医生交代注意事项时，压抑不住的忐忑再次涌现。她坐着发抖，举起水杯喝水，发抖，喝水，再发抖。躺上床后，医生小声的谈话与机器开动的声音，也让她分外敏感。
作为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眼科专业的博士研究生，小吴清楚地知道医生在手术中的每一个步骤。“看到（医生）手部这个动作，就知道是在给我开角膜瓣了。手一提，我知道他给我瓣掀上去了。”
自上大学以后，近视就让小吴的学医生涯变得笨拙不便。在医学操作的过程中，为保证手部无菌，眼镜从鼻子下滑时不能用手去扶，口罩使眼镜起雾时不能去擦。隔着800度的厚重镜片去看显微镜的目镜，则更让人头晕。
2019年10月，在人工晶体植入术（ICL）和激光矫正手术间反复权衡后，她最终选择接受半飞秒手术。尽管有不少专业知识的积累，她还是无法摆脱术前术后的焦虑。
手术后需要滴的人工泪液。
手术前的标签。

陈瑾做手术的决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她反复问自己：“有没有必要？”“手术的风险有多少？”而想到自己900度的近视与濒临安全线削薄的角膜，陈瑾会觉得，自己可以算是“幸运儿”了。
而对于林柯来说，这个做决定的过程却有些过于短暂。2021年的夏天，她本只打算去医院做一个检查，但医生表示，明天就可以做手术，甚至今天下午也行。林柯约好了次日下午手术。而第二天上午，医院甚至又打电话提前了几个小时的手术时间。
林柯坦言，她在一些时刻后悔过。中国人民大学校医院眼科的医生表示，30岁比20岁更适合做近视矫正手术。因为那个时候用眼相对少，眼睛视力更加稳定，近视水平反弹的程度也会少很多。
而在每一个长时间盯着电脑屏幕的时刻，每天晚上克服自己躺在床上玩手机的欲望时，这种后悔和害怕的情绪更加明显。她能做的，就是在床头一直备着0.3%浓度的玻璃酸钠滴眼液。但多数时候，想到摆脱眼镜的便捷和美观，她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抱有信心。“毕竟人都有自我合理化的倾向，不是吗？”
有些人徘徊在近视矫正手术门外，他们心中各有各的顾虑。数学学院2020级本科生何小花害怕手术的风险，也担心技术不够成熟，决定继续观望；明理书院2021级本科生白景清则是害怕手术的过程本身，并且担心自己无法很好地护理术后的眼睛。
事实上，任何手术都有其适应证与禁忌证（指某一种药物或治疗方法所能治疗的疾病范围与不适宜于采用某种治疗措施的疾病或情况），近视矫正手术市场的快速发展也带来了一定的安全隐患。眼科专科的医院和综合性的私立医院都在进入市场，有的医院则在广告营销的过程中将这一手术过度美化，也吸引了许多不知其然的人。
总而言之，“要不要做近视矫正手术”的问题从来没有唯一的回答。选择正规的医院、衡量自己的身体现状、评估手术风险才是正确的路径。

寒冬的某一天，小吴站在她熟悉的地铁站。铃响，门开。顺随人潮的涌动，她踏进熙攘的车厢。回想起戴眼镜的日子，车上的暖气凝结成镜上的白雾，人群化作茫茫，被撞倒的恐惧挟持了她。而现在，明亮的白色灯光，照着平坦结实的地面。此刻，她永远远离恐惧。
陈瑾最大的遗憾，可能就是每次陪朋友去欢乐谷，都不能坐过山车与跳楼机。她十分遵守医嘱，也一直定期进行复查。复查时，她遇见过高度近视的六岁女孩，也遇见过手术失败、视力回退的男孩。她总是很感慨于他们的经历，但这样的故事，已不会再在她身上发生。
耿安安打开电脑后，会不由自主地用手去摸索桌上的眼镜，戴上才意识到，眼镜早已从她的生活离场。“现在我想去哪干嘛，就随时可以走，不用再去找我的眼镜。”这给她带来了更多的自信与自由。
林柯在术后会思考一些问题。近视到底算不算一种残疾？近视矫正手术对所有人都是必要的吗？人与眼睛、眼镜之间到底是怎样的身体关系？有一次，她问小吴：做完手术的五十年后，“我们的眼睛会是怎么样的？”
小吴思考后，想到了白内障、换晶体手术，还有其他。她对林柯说：“五十年后，或许就会有新的问题，新的处理眼睛的一个方式。到时候，我们再重新定义自己的眼睛。”（文中陈瑾、耿安安、何小花、白景清、小吴、林柯均为化名。）

手术当天下午一点，小吴走出医院大楼时“痛得直翻白眼”。但到了下午五点，眼睛就已经恢复了正常。尽管医嘱要求患者在术后七天内尽量减少用眼，但是繁重的学业负担和实习压力让她别无选择。第二天她就回到了医院，面对电子屏幕，继续上班，照常生活。除了用科室的仪器随时监测眼压、控制眼药水的滴入量以外，她的日常几乎没有任何变化。
陈瑾的术后痛感也很明显，但第二天早上就恢复正常了。医生一句“以后注意”的叮嘱，让陈瑾过得小心翼翼：不去乱碰眼睛，在睡觉的时候也佩戴上保护眼睛的壳套。有一天，陈瑾不小心用手砸到了自己的眼睛，害怕与疼痛一瞬间占据了她：“天呐！我会不会要出什么事？”
按照医嘱，近视矫正手术需要一段严格的恢复期。术后一周内，患者应尽量减少高强度用眼；术后两周内，患者应防止眼药水以外的任何液体进入眼部……繁多的注意事项和术后潜在的风险时常让患者感到焦虑。
但这种情绪并非没有出口。陈瑾提到，同一批手术患者有一个病友群，医生会在群里回答问题。更多时候，医生不在，病友们就分享遭遇，交流心得，相互安慰。在这里，她寻找到一份心安。
疼痛和观察期是短暂的，但手术的影响还要更长远。
干眼症是最为常见的激光手术后遗症，因此患者在术后往往需要长期补充人工泪液。而根据患者自身的情况与手术方式的不同，眩光、畏光、疲惫感甚至飞蚊症、圆锥角膜等后遗症，都有不同程度的概率可能发生。这些医学上的概率和术语，落到个人的身上则是难以摆脱的体验。
陈瑾的夜视能力下降了。每当她在夜晚走下明德法学楼的台阶时，就会感觉到平坦的大地在黑暗中隆起，台阶的界线开始模糊，四处的光源发散迷离。因此，她每次都会很小心地走这几步台阶。
阳光对她也不友好。军训站军姿时，北京的阳光毫不留情地渗入她的眼睛。疼痛从眼周溢出，眼角膜布满了红色的血丝。去校医院检查后，她被告知，因为变薄的角膜更加敏感，眼睛在直视强光后发炎了。从此，她学会了躲避太阳。
但即使在阳光下，她的眼睛红得疼痛时，陈瑾也从来没后悔过这个选择。她说：“我已经获得了这么多，那些都是可以接受的。”

公共管理学院2020级本科生耿安安在大一的暑假接受了近视矫正手术。留观结束后回家的路上，她看见远处的事物不的断在视野中流动。汽车的轮廓、地上的停车线、离去的车子打出的灯光，都有了具体的形状，而不再是模糊一片.
术后，她严格地遵守医嘱，在一周内尽量地休息眼睛。夏天，她躺在床上，闭起眼睛，听喜欢的音乐与电台；暂停掉学习办公的一切，更多地与家人朋友聊天交流。虽局限于一方小天地，但对她而言，那却是“内心得到新的平静”的过程。她甚至有一个设想，让不近视的同学假装做了手术，远离电子产品，体会一周宁静的生活。
豆瓣小组中有许多关于近视矫正手术的帖子。高度近视患者们描述自己“不带眼镜就是个瞎子”。但手术并非一劳永逸，只有术后坚持保护眼睛和科学用眼，才能减少近视复发的可能。
在陈瑾的形容中，近视矫正手术让她的眼睛“重新开始”了。术后，她也给手机设定了健康使用时长，使用的时候很少超时，也不再躺在床上玩手机。她放弃了戴眼镜时期破罐破摔的心态，觉得“先让眼睛变好，然后我就会再重新来过”。
国际关系学院2019级本科生林柯也注意到，患者在手术后会格外地关注和爱护自己的双眼。他们总是会思考：“我今天相比昨天视力有回退吗？眼睛有没有发红？昨天晚上有没有睡好？是不是玩手机没克制住？”

2021年5月23日，人民日报健康时报社等发布《国人近视矫正手术白皮书》。数据显示，2020年近视矫正手术量同比2018年增长75%。其中，24岁以下的年轻人占据近视矫正手术人群的42.1%。
近年来，近视矫正手术的市场不断扩大，技术也趋于成熟和完善。对于大学生而言，近视矫正手术究竟意味着什么？他们如何看待自己的选择？
镊子好像掀开眼角膜了。眼睛在麻药的作用下已经失去了知觉，无论再怎么盯着固定的激光小点，她都无法忽视划过眼球的锋利刀刃。那是2020年的8月18日，国际关系学院2019级本科生陈瑾走进手术室，接受了半飞秒激光手术。
由于陈瑾的近视度数高达九百，手术后，她的角膜的厚度会逼近红线。这场屈光手术大概率是她人生中的最后一场。紧张之下，手抑制不住地发抖，但她还是咬紧牙关坚持。
手术很成功。她走下手术台，和自己的眼睛“重新开始”。文/本报记者 谢华可 徐欣萌 祁雯欣 杨嫄雨 王溪绚 杨凯雯 王樊瑞 徐欣萌 邱北辰图/千库网 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