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名患者被医学检查判定为仅剩一个月的生命时，亲友应不应该告诉患者这个事实？”课堂上，隋玉杰抛出了这个问题。告诉患者实情还是保密？最初，同学们观点不一。但在同学们被要求把自己代入患者视角后，绝大多数人都选择想要知道实情。
“这个场景让我感触很深。”胡思源表示，“死亡课最大的魅力就是讨论的魅力。我们之前以自我为标准考虑死亡，当讨论后，都有了更多角度的思考。因此课堂上往往是把一些饱受争议的话题提出来，然后让同学们各抒己见，而不是直接给出某种结论。”
死亡课中，被谈起的不仅仅是“死亡”这个概念，还有与死亡相伴而来的社会影响、情感问题、相关服务业等内容。根据老师的设计，课程大致分为离世之前与离世之后两部分，前者主要讲述死亡与社会、生前预嘱、器官捐献等生前事宜，后半部分则聚焦丧亲议题。通过教师讲授、外聘专家讲座、聆听丧亲支持一线工作者分享等丰富的授课形式，同学们得以在课上真正进入死亡预演历程之中，生动的形式也让死亡这一话题不再沉重。
“平时大家谈论死亡时，总觉得气氛会非常沉重。其实不然。很多同学受到了触动，但教室气氛不至于十分沉重。”刘谦表示，课堂上大家的表现十分惊艳。同学们积极讲述自己了解到的故事，分享自己关于死亡及相关领域议题的看法。刘谦进一步提到，死亡中包含了很多的元素；当课上不同专业的同学以各自的专业视角来谈死亡的时候，会更丰富大家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死亡课聚焦死亡这一议题，但不局限于此，关于该议题的讨论还映照着参与者的现实生活。
9月23日，同学们一同在课上观看了《死亡诗社》，剧中角色尼尔因为理想难以实现、现实苦楚难言而选择了自杀。昏暗的灯光下，有人为他的死去低声啜泣。观影结束，隋玉杰要求同学们通过匿名分享观后感的方式进行反思。在收集上的观后感中，一位同学对尼尔走向死亡的原因进行思索，与其情感爆发产生共鸣：“这似乎是我第一次思考我生命失去后的事情，但却不是我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接触死亡。理想是浪漫的兴奋剂，但现实却是一粒粒的白米饭。”
在谈起这部电影时，同学们并未止步于分析尼尔自杀这一情节，而是将电影反映的问题与自己的生活联系起来。类似的思考与讨论频繁地出现于课堂，同学们在反思死亡的同时，也在探讨如何更好地活着。
死亡课对生活的介入还体现在更为直接的方面。作为课堂联系，本课程要求同学们采访身边一位三年内经历过亲友离世的人。刘谦提到，有位同学借助这次契机，与母亲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了解到外婆去世时她母亲的经历：“平时，她没有太多的机会和自己的母亲讨论这件事情，而这样一次深入的谈话也加深了她们母女之间的理解和关联，这也是我们所期待的课堂效果。”
当我们谈论死亡时，我们往往只关注死亡的结果和与之俱来的悲痛。而在大学的死亡课上，老师与同学谈起的是生前对死亡的安排、是如何抚慰面对死亡的心灵，也是如何更好地生活。

美国的专业期刊《死亡教育》对死亡教育的定义是：“向社会大众传达适切的死亡相关知识，并因此造成人们在态度和行为上有所转变的一种发展过程。”但其实，死亡课不仅是一种“死亡教育”，也是一种“生命教育”。孔子曾说“未知生，焉知死”，而海德格尔则提出意为“未知死，焉知生”的向死而生之说。我们需要死亡课把我们从极端恐惧与极端轻视的悬崖上拉回，把我们祖先掩在死亡上的重重帷帐揭开，让死亡以死亡的本来面目出现。
死亡不仅仅是一个自然的生理过程。如果说，过去人们避讳谈及死亡是因为缺乏自然科学知识，那么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死亡不应再笼上神秘的面纱，不谈死亡的生命教育就是不完整的。“死亡课把一些我们在平时生活中困惑却不敢探讨的东西直直地摆出来，有一种观念冲击的魅力。这门课改变了我，让我学会珍视当下的生活。‘向死而生’，如何让自己短暂的生命有意义，如何通过专业知识和人文关怀帮助爱的人甚至自己有尊严地走完生命最后的一段路，其实都是我们需要去思考或学习的。”黄祎表示。
据中国新闻网统计，中国共有二十余所高校开设了类似的死亡教育课程，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在课堂上学习如何看待死亡。但与国外相比，我国的死亡教育还处在起步阶段。不同于美国耶鲁大学著名的高校公开课《哲学·死亡》，我校目前的死亡教育课程只是作为一门选修课在小部分学生间“试水”。
那么死亡教育课程的未来究竟如何？目前，中国人民大学开设的死亡课仍处在探索阶段。隋玉杰认为，随着人们对死亡这一话题的观念越来越开放，死亡课将成为继爱情课之后的新增长点：“我相信越来越多的学校会开设这样一门课，当然也可能最初这样的课是以生命教育课的形式来上，但实际的主题会涉及到这一方面。”但需要注意，并非人人都适合选修死亡课。隋玉杰表示，由于课程讨论内容涉及临终关怀等细节，建议仍处在亲友去世的悲伤期或者对离世有创伤的同学慎选此门课。
我们需要意识到死亡教育与生命教育不仅要走入课堂，也要走出课堂、来到社会，为更多的人带来思想上的改变。死亡课的终极目标不是应试，而是将其运用于人生，要求我们在现实中关爱生命。经过老师的介绍，黄祎加入了海淀医院的一个临终关怀志愿组，将课堂上所学的知识投入实践。新闻学院2019级本科生梅可也表示：“这节课对我们每个人的影响都是隐性的、深远的。课堂上所讲授的一部分概念性的“硬知识”是我们即学即得的，但是观念上的、意义层面的‘软知识’是受益终身的，比如怎么看待生死、怎么理解生前预嘱和器官捐献、现代人的死亡观等，这些话题的讨论也许不会对当下的我产生影响，但是总有一天我会需要用到它们。”
正如隋玉杰所说，死亡课上进行的，实际上更多的是一种生命的教育。它将帮助同学们理解生命的价值、如何更好地活出生命的光彩。在面临生离死别的时候，能让去世的人心安、让活着的人善别，生死两相安，这才是死亡课乃至生命教育的真正归属。
（文中黄祎、梅可为化名）

我们对死讳莫如深。
“我的一位亲人患有癌症。而她与家里人对死亡的态度是沉默，可以说他们对死亡‘缄口不语’。”新闻学院2019级本科生黄祎回忆道。
“在申请创立这门课时，一件特有意思的事情是，我当时直接用‘死亡课’作为课程名称，学校在审核时对直呼死亡其名有所顾虑，问我要不要修改名字。这件事反映出来，死亡话题仍是一个禁忌，甚至在高校的课名中，我们都会试图回避。”死亡课的任课教师之一隋玉杰提到。
从古至今，大多数人认为谈论死亡是“不吉利”的。大人们编造出“去了很远的地方”的谎言，在孩子与死亡的概念间竖起屏障；在成年人的谈话中，“死亡”也会被替换成“走了”与“驾鹤西去”。黄祎无奈地说：“中国社会缺乏死亡教育。太多人‘谈死色变’，它没有被直视过，但却笼罩着每个人。”但死亡不会因为在言谈中缺席而在生命里消失；相反，由于它的阴影时刻笼罩在我们头上，如何正确看待死亡始终是一项重要议题。
认知死亡的过程，其实也是疗愈的过程，它是一场对死亡的预演，目的是在死亡来临时有所为、无所憾。对于隋玉杰、刘谦来说，创立这门课的初衷，就是尽量减少因回避谈论死亡而产生的一系列遗憾乃至不良影响，甚至可以说这是一节“死亡预习课”。隋玉杰在开展社会工作调研时，曾遇到过不少非常痛苦的失独父母。他们的痛苦一方面源于孩子的死亡本身，另一方面也源于没能在孩子生前更好地和其告别的遗憾。因此，她认为，相关知识的学习很有必要，它能够帮助社会工作专业的同学在实习中接触临终者时，具备更好的专业素养、提供更好的服务，从而减少家庭的缺憾。
认知死亡，可以帮助我们挽救一个踌躇的生命。近年来，校园中的自杀事件偶有发生。对此，隋玉杰表示非常痛心。她认为，选择结束生命的学生可能希望有人听他倾诉与死亡相关的事情，但因为我们缺乏对这一迹象的认识，或者不懂得如何开启这一话题，那么如果有人有这种想法，我们无法有效地对其提供心理援助，从而错失挽救生命的良机。她感叹道：“我们在校园中探讨这个问题，是为了能够提高大家对这种情绪的敏感性，最好能够起到预防的作用。”
“能够获得临终关怀等与死亡相关的知识”“获得正视死亡的心态”也是死亡课吸引高校同学的亮点。在我们开展的针对高校死亡课程的调查中，有69.23%的人希望通过课程获得社会对于临终关怀的投入情况以及其他相关知识。社会与人口学院2019级本科生胡思源也表示，该课程与自己社会工作专业的相关度比较高，对自己以后的社会实践工作有所助益。
无论是出于课程学习的考虑还是减少个人与家庭由死亡带来的一系列不必要的痛苦，“死亡”这个话题都有必要被搬到理性的阳光下。死亡的可怕，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它的神秘。如果相关问题能够被开诚布公地讨论，关于死亡的极端恐惧或极端轻视等错误观念将很可能被发现、被改变，进而使得大众在面对死亡时更加理性。因此，死亡课应运而生。

“一个不爱惜自己身体健康的人有没有权利接受器官捐献？”“生命死后会不会有意识或灵魂的存在？”“应不应该把身患绝症的消息如实告知病人？”……
近日，中国人民大学开设了一门个性化选修课程——《死亡课：邂逅死亡与濒死》（以下简称为“死亡课”）。课堂上，社会与人口学院副教授隋玉杰、教授刘谦抛出如是问题，与学生讨论社会与死亡的关系、临终关怀、丧葬仪式和风俗、丧亲及调适情绪等与死亡相关的议题，以期达到引导学生正确认识死亡的目的。
文/本报记者 马玄霖 宁可 付一城
图/千库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