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伟说：“我到哪个学校去做讲座，学生都会说我们是看你的教材长大的，我心里边儿就非常高兴。”教材编写并非易事，但却承载了一段高度凝练的时光，师者眷眷之心、经年累月之学伴着旋转的时针与翻页的日历落于笔端，安放着作为“教师”一职足以忘忧的快乐。
教材编写是知识的整理归纳，更是价值的传递。“你写一篇非常专业的、具有非常高学术水平的论文，固然能够体现你的水平，但是它的影响面其实是非常窄的。”在张志伟看来，教师的本职工作是教学。对于教师来说，能把课程讲好，能对学生有影响，就是最大的收获。在编纂教材的过程中，将自己的积累与沉淀落实在文字上，弥补其他教材的不足，是张志伟的一大乐趣；如果教材还能得到学生们的认可，则更是一种别样的快乐。
新闻学院2018级本科生小希虽然在高考填报志愿时没有选择哲学学科，却始终记得高三时读张志伟所著《西方哲学十五讲》对自己的启发。虽然此前也读过一些哲学类书籍，却没有哪一本如这本书的第一讲《智慧的痛苦》一样，能够将她从生活的困顿中解脱出来，让她真正产生了对哲学的兴趣。
“高等代数是学习工科、经济类、理科，想继续深造、走研究性工作的同学必备的基础学科。”对于戚发全而言，基础学科教材的编写能为学生打下进一步深造的基础，也就意味着为莘莘学子打开了更广阔的未来。
郭国庆则自称为“打造教材的工匠”，他认为能为学生讲透市场营销对社会的贡献，讲述满足美好生活需要的“中国故事”，在教材中传递学科的神圣感、使命感，是一种自我价值的实现。
商学院2020级本科生琳酱正在学习市场营销，平时利用《市场营销通论》教材对知识进行梳理。“书中的中国案例很新，让我对市场营销将来能为中国社会做出的贡献有了更大的期待。”她说。
一本教材，搭起了师生之间知识学习与价值交换的桥梁。教材编写的路途困难重重，知识领会的深海难以触底，但灵魂碰撞理解的快意足以慰藉相遇路途中的劳顿。我们手中看似严肃而不近人情的教材，是三尺讲台上的口干舌燥，是等身著作的凝绘成文，是荆棘丛生与困顿疲惫中闯出的一颗引路星。他们因为热爱和责任而前行，从未因为疲惫选择停留，于是一本本教材能在今天妥帖地在时空中与我们相逢。
已故的财政金融学院教授陈共说：“我这一辈子，说实在的，就是老老实实做个教员。在学术方面也不能说没有点成就，但主要还是个教员。”翻开教材，你或许能在字里行间看到他们对于时代的思索、对于学科的热爱、对于教育的理解。他们将光阴、踟蹰与爱印成铅字，递到你我手中，成就一次人类智慧的传递、一段正在发生的故事、一个等待续写的未来。
“教育者,非为已往,非为现在,而专为将来。”百年前的教育大家蔡元培先生曾这样写道。
今天的师者们正以纸笔作舟，殷切期盼着将一批批学子渡至真理的彼岸。在人大，让我们将教材翻到第59页，怀着敬重而亲切的心情再看一眼我们手中的教材。
尽管它曾哑然无声，它曾等待良久，但因为有这样一群人，我们始终相信，它正在把一切知识教给一切人，把一切未来交给一切人。（文中玲子、琳酱、小希均为化名。）

教材的编写修订并非轻而易举，不仅有知识编排方面的困惑，更有组织协调中的停滞不前，在这条漫长的路上，疲惫苦闷的时刻不在少数。
“你把东西都写出来了，你还讲什么？”这是《西方哲学史》的主编张志伟在教材编纂中一直苦恼的问题。
教材究竟要详细到何种程度？学生获取知识的途径之多早已今非昔比，过于详细的教材是否会导致课堂教学失去意义？从前作为教师时很少考虑的问题，在教材编写中却成为了难以突破的谜题。
尽管在后续授课的过程中，他体会到当堂讲授课程时生动活泼的口语化解释不是教材上严谨晦涩的书面语言可以代替的，但两者具体如何权衡，并无一定的标准可循，仍然需要编者与教师默契合作，进行更多的探索和实践。
“新的东西往哪里放，怎么来说？”虽然《市场营销通论》已经修订到了第八个版本，但郭国庆在面临时代新浪潮时仍然会遇到这样的编写瓶颈。
教材的铅字印刷看似有些沉重而“牢不可破”，实则每一次修订都是编者与时代的一场赛跑。面对当下快速发展的数字技术，如何为新的原理和概念找到合适的位置，是否要打破原有的教学体系，这些都需要通过不断探索和失败慢慢摸索出答案。
“既要与时俱进，又不能把教材弄得非常凌乱，还要保留严肃性、知识性、可读性，这也是比较费工夫的。”郭国庆评价道。
“后来有的老师说，你这改得都已经看不出来是我写的了。”回忆起20年前编纂《西方哲学史》的经历，张志伟提到了“胆量”一词。
当年四十五岁的他在编者中仍是“小辈”，主编一本多人合著的教材，难免胆战心惊。一年多的编写时间中，60余万字分摊在六、七位编者的身上已然不算轻松。而作为主编催促交稿、整体修改所花费的时间、精力和协调的困难更是让人难以想象。然而为了教材风格的统一和更好的教学效果，面对各方矛盾和质疑，他只能选择迎难而上。
所幸编者大都是师兄弟与友人，为教材的编写提供了最大限度的理解和支持。这本在后来被广泛应用于各大高校西方哲学史教学的教材就这样跌跌撞撞地诞生了。
当前，《西方哲学史》正在进行第三版修订，所面临的困难并不比初版时少。一本合著的教材，所依赖的不仅仅是其中一人的“一头热”，更需要所有人下定决心做好修订的一股“心劲儿”。
张志伟想要将这些年来国内外西方哲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反映在教材里，而编者们的拖延、统编教材所需的不断协调为个人留下的余地有限，反复修改的疲惫也难免让人陷于踌躇困顿。
“估计我明年就要退休，现在看来可能退休前完成修订就是个理想了。”
不过，张志伟也表示，从另一方面看，或许在退休后的富余时间中正好可以踏踏实实地修订出一版更令人满意的《西方哲学史》。财政金融学院教授陈共主编的十版《财政学》。

“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这是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所认为的教育的本质——“教育是人的灵魂的教育，而非理智知识和认识的堆集。”
作为教育的工具与承载体，教材的编写始终聚焦于“人”的需要、刻录着编者的精神、记载着时代的变迁。人大教师编写的每一本教材，都寄托着他们对教育的热忱、对春华秋实的期待。
中国近现代的新闻事业是舶来品，新中国急需自己的新闻学高等教育体系。新闻学院教授方汉奇回忆，在北大教学时的参考教材《中国报学史》只写到1927年就戛然而止，共产党人的办报历史更是空白。1980年，方汉奇最终著成50多万字的《中国近代报刊史》，书中涉及报刊500余种、报人1500余名，纠正前人著述失误200余处，至今仍是新闻史的核心教材。在百废待兴的新中国，一本教材的编写，是从零开始的艰难任务。
80年代经济体制改革后，许多学科知识和教科书都从西方引进。“当时教科书的内容几乎是全美国式的，有些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建议，但有些却不太适应中国的国情。”1995年第5届营销与发展国际会议闭幕之后，商学院教授郭国庆意识到，改革中的中国如果想把市场营销实践做好，首要任务就是要把市场营销教育水平提高。
郭国庆看到了市面上教材的缺陷和国外教材引进的困境，下定决心要花精力把市场营销学的教科书编好，为国家培养更多市场营销领域的人才。《市场营销通论》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
2000年，为了满足国家在大学开展人文素质课程的要求，年轻的哲学院教授张志伟组织当时哲学系的老师们，开始编写《西方哲学智慧》，为非哲学专业的大学生步入哲学殿堂提供了一个入门捷径。
2003年，为了写一本适合人大财政金融学院学生的金融数学教材，财政金融学院副教授李向科与数学学院讲师戚发全合作编写了《金融数学》一书。后来，由于人大率先开始进行分级教学，学习数A的学生缺一本针对性教材，几位任课老师又共同组织编写了《高等代数简明教程》。
财政金融学院2020级本科生玲子在谈到这本教材时感叹：“虽然这门课给我留下了很多‘痛苦回忆’，但教材确实在学习过程中帮助我良多。”
在教材编写的道路上，不同的时代会面临不同的困境，但始终不变的是教材编写者为教育服务、为学生着想的眷眷爱心。
正是这样的热情与信念，推动了一代又一代教材的改良与革新。在首届全国教材奖高等教育类获奖教材中，中国人民大学教师的教材获奖总数量在全国高校中排名第一。
一朵云的推动终于聚积成一场春雨，在淅淅沥沥的流淌中，酝酿出来年更加盛大的秋。1978年复校时，中国人民大学校门。

1977年的冬天，高三学生于红艳的姐姐在文革后的首次高考中落榜。姐姐一边哭，一边指着书架上的一堆“课本”告诫于红艳：“这些东西根本没用！”这些“课本”被于红艳的父亲四处收集而来，由各地“革委会”自定自编，大段语录和套话占据了正文的大部分，真正的学科内容非常少。
这段故事记录在《京华时报》的一则报道中，折射出了一个年代的窘境——在将近20年的时间里，中国教育界始终缺少一本真正意义上的教科书。随着改革开放，教科书的编纂被提上了日程。1978年人大复校至今，人大学子手捧的一书一卷，都记录着时代的沉浮跌宕，书写着人大教师的日夜不辍。
文/本报记者 薛瑞艺 王心玥 张薇 孙舒宇
实习记者 李东炳
图/人大新闻网 千库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