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的冬天，高三学生于红艳的姐姐在文革后的首次高考中落榜。姐姐一边哭，一边指着书架上的一堆“课本”告诫于红艳：“这些东西根本没用！”这些“课本”被于红艳的父亲四处收集而来，由各地“革委会”自定自编，大段语录和套话占据了正文的大部分，真正的学科内容非常少。
这段故事记录在《京华时报》的一则报道中，折射出了一个年代的窘境——在将近20年的时间里，中国教育界始终缺少一本真正意义上的教科书。随着改革开放，教科书的编纂被提上了日程。1978年人大复校至今，人大学子手捧的一书一卷，都记录着时代的沉浮跌宕，书写着人大教师的日夜不辍。
文/本报记者 薛瑞艺 王心玥 张薇 孙舒宇
实习记者 李东炳
图/人大新闻网 千库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