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这是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所认为的教育的本质——“教育是人的灵魂的教育，而非理智知识和认识的堆集。”
作为教育的工具与承载体，教材的编写始终聚焦于“人”的需要、刻录着编者的精神、记载着时代的变迁。人大教师编写的每一本教材，都寄托着他们对教育的热忱、对春华秋实的期待。
中国近现代的新闻事业是舶来品，新中国急需自己的新闻学高等教育体系。新闻学院教授方汉奇回忆，在北大教学时的参考教材《中国报学史》只写到1927年就戛然而止，共产党人的办报历史更是空白。1980年，方汉奇最终著成50多万字的《中国近代报刊史》，书中涉及报刊500余种、报人1500余名，纠正前人著述失误200余处，至今仍是新闻史的核心教材。在百废待兴的新中国，一本教材的编写，是从零开始的艰难任务。
80年代经济体制改革后，许多学科知识和教科书都从西方引进。“当时教科书的内容几乎是全美国式的，有些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建议，但有些却不太适应中国的国情。”1995年第5届营销与发展国际会议闭幕之后，商学院教授郭国庆意识到，改革中的中国如果想把市场营销实践做好，首要任务就是要把市场营销教育水平提高。
郭国庆看到了市面上教材的缺陷和国外教材引进的困境，下定决心要花精力把市场营销学的教科书编好，为国家培养更多市场营销领域的人才。《市场营销通论》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
2000年，为了满足国家在大学开展人文素质课程的要求，年轻的哲学院教授张志伟组织当时哲学系的老师们，开始编写《西方哲学智慧》，为非哲学专业的大学生步入哲学殿堂提供了一个入门捷径。
2003年，为了写一本适合人大财政金融学院学生的金融数学教材，财政金融学院副教授李向科与数学学院讲师戚发全合作编写了《金融数学》一书。后来，由于人大率先开始进行分级教学，学习数A的学生缺一本针对性教材，几位任课老师又共同组织编写了《高等代数简明教程》。
财政金融学院2020级本科生玲子在谈到这本教材时感叹：“虽然这门课给我留下了很多‘痛苦回忆’，但教材确实在学习过程中帮助我良多。”
在教材编写的道路上，不同的时代会面临不同的困境，但始终不变的是教材编写者为教育服务、为学生着想的眷眷爱心。
正是这样的热情与信念，推动了一代又一代教材的改良与革新。在首届全国教材奖高等教育类获奖教材中，中国人民大学教师的教材获奖总数量在全国高校中排名第一。
一朵云的推动终于聚积成一场春雨，在淅淅沥沥的流淌中，酝酿出来年更加盛大的秋。
1978年复校时，中国人民大学校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