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杀，不仅仅是一个个体生命的悲剧，更是社会共情能力的切片。
10月15日，身患抑郁症的网红主播“罗小猫猫子”在抖音直播间进行直播时，被网友怂恿喝下了掺有农药的饮料。虽然罗小猫猫子曾主动拨打报警和急救电话，但依然抢救无效去世。次日，其家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直播间起哄最终导致悲剧的发生，将尝试追究起哄者的法律责任。
直播平台的娱乐属性和网络社区的虚拟特质赋予了网络直播自杀更为直接的“表演”性质。这种“表演式自杀”实际上是当事人渴望引起外界关注、希望得到外界帮助的“表演式自救”。涂尔干曾经在其著作《自杀论》中指出，社会群体之间整合性越强，越能够给遭遇挫折的个体提供帮助，遏止自杀行为。在信息传递如此便捷的当代，人与人、人与社会的联结本应该更紧密，就像河南暴雨、山西暴雨中那一张张共享表格一样，网络原本可以调动资源、提供帮助，有效遏止当事人的自杀行为，但是却在此事中起到了反作用。
在罗小猫猫子的自杀事件当中，缺位的不仅仅是围观者及时有效的干预，更是准确的审查机制和有效的干预渠道。如何在自杀意图模糊难辨的直播中对该类内容进行即时核查、断开直播与屏蔽评论，如何让抽帧与人工巡检在自杀干预过程中起到实质性作用，都是网络直播平台亟待解决的问题。
鲁迅先生在百年之前提出的“看客思维”是对旧中国的一声哀叹；遗憾的是，今日网民仍未摆脱“事不关己”的看客姿态。围观自杀的人群中，存在着一种“不允许放弃自杀”的嘲讽论调。他们对当事人“一心求死”的心理预设和“自杀必须成功，否则就是作秀”的心理预期，漠视了生命，缺乏应有的同理心。围观群众对当事人“一心求死”的心理预设，成为一个悲哀的自证预言：站出来自杀的人，一定抱有必死的决心；当事人一旦选择“表演自杀”，那么自杀就应该是成功的。如果自杀不成功，那么就要背负巨大的舆论压力。这种置身事外的“看客思维”，牵扯着围观群众把目光从自杀这一个体生命的悲剧，转移到了对当事人的道德审判上。
网民将“直播自杀”看作一场猎奇的表演，而不是一个生命逝去的悲剧，这种心理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新闻报道的良莠不齐以及网络时代流量为王的逻辑。自媒体时代发声的门槛降低，平台报道的真实性把关不如传统媒体，部分公众在获得“话筒”之后也不断制造噱头，拉低社会信任，使得社会的神经在负面新闻面前失去了敏感度。此时我们更呼唤媒介素养、理性思维能力、共情能力的提升，将大众从公共精神的匮乏中救赎。
匿名的网络空间，如同一个巨大的黑箱。当一个生命在黑箱里凋谢时，周围的喧嚣声恰恰体现着围观者被放大的猎奇心理和被网络稀释的共情。网络时代，无论是媒体还是公众，都不能丢失理性的审辩和感性的温度。
文/柳梦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