忍冬：
拿到诊断结果时，12 岁的我摸了摸胸口，原来自己已经和肿瘤共生了 12 年。辗转多地求医后，我套上了病号服。手术前有半个月的检查期，我开始逐渐适应这个新世界：人们因消瘦而显得宽大的病号服下盘亘着各式管子，家属和医护人员总是行色匆匆，消毒水气味无处不在，医院后面就是丧葬用品一条街——那是我第一次面对死亡这个命题。医院和外面的世界之间好像有天然的屏障，我知道，自己已经无法融入街上熙熙攘攘的人流了。所幸在这个颠倒、扭曲、充满着不确定的世界里，我遇到了许多温暖的人。检查时结识的爷爷很巧合地和我同时手术，连手术室都是对门。康复期间我因为疼痛讨厌出门，每天化疗的他时常鼓励我外出散心，有时会用轮椅推着我去河边散步；我的病房里有一位太太是肺癌早期，她的家人每天都会给她送一束鲜花，有时是向日葵，有时是蝴蝶兰；还有一个上大学的哥哥，定期来医院化疗，他 的床位在窗边。记忆里，被框住的灰蒙蒙的天空总是和这个哥哥一同出现。我出院时，他一脸神秘地喊我过去：“现在护士不在，我给你弹首歌吧。”一向安静的病房响起了《夜空中最亮的星》。看着他日渐消瘦的脸和勉强按住的和弦，我几度哽咽。我走得很急，也没敢向他们要联系方式。我手术完休养几个月就好了，但得了癌症的他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多年过去，愿他们安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