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去食堂吃饭的路上，父亲给我打来了电话，再次说及转专业、考研择校云云，言语间听得出他的厚望和忧虑，但也听得出他不大懂大学，也不大懂我。心烦，草草敷衍过这场通话，既是因为他不懂，又是因为我也不懂，两人都不懂，还能聊出些什么呢。没法懂就先搁置不想，白天有白天的事做，思考这些于我的中期论文无益，于我的英语能力也无益。只有夜晚，拉起床帘，一切声音一切灯光沉寂下去后，我的思考力才重新在这两平米左右的空间里凝聚起来，回想着白天那通电话，以及电话那头，一千多公里外，前后鼻音不分地对着手机讲话的那个男人。
躺在架子床上，夜灯开着，灯光照在上铺发旧的木质床板上，想着我爸。二十多年前的现在，他十七岁，已经去采油厂上班了。他的职业是打字员，住的宿舍应该和我挺像，也是水泥地，也是架子床，和他的八大兄弟，我的八个叔叔。当宿舍熄了灯，银色月光从窗口撒进来，大家都安静了的时候，他们八九个十七八岁的小伙子，在单位的宿舍里会想些什么呢？
我知道我爸小学初中时期随着爷爷奶奶的工作调动一直转学，从永平县转到延川县，又从延川县转到延安市。学习落下了点儿，但人聪明。他说自己本来能考上高中来着，可是爷爷说让他读中专，将来好找工作。他听了爷爷的话，上中专学了计算机。
这是我上高三以后和他吃饭喝酒时他说给我的。但再往后就不甚清楚了，因为往往我喝几口酒、多说了几句年轻人色彩的话，我爸这个带点灰色的中年人就接不上茬了，故此聊不深入。不喝酒的时候，我和我爸很少说话。其实我们俩也聊过几次，但十句话里八句都说不对付，剩下两句以他不置可否告终，于是我索性不和他说话了。
我爸刚到单位工作的时候，网络不发达，无线电视发达。他学陈浩南、Mark哥那一套，认了许多兄弟；因为崇拜郭富城，他留了长头发；伍佰、唐朝乐队走红，他便用攒了好几个月的工资，买了两把电吉他、一个音箱、一个效果器、一本自学教程。年轻的他怀揣着摇滚梦，学了好几个节奏型，还会唱《突然的自我》。
小学时，我很崇拜我爸，因为那时我什么都不懂，而他好像什么都懂。他能把家里的网络连上，能将游戏软件安装到电脑上，能陪我打游戏，还能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那时我最爱跟我爸边散步边聊天，因为散着散着，我们就走到了超市里，他会给我买饮料喝。那时我爸应该还很喜欢和我散步吧。他带着我在小院前的公园里走了又走，于是我记忆中的老家有了枫叶的红；有了晚上薄雾的凉丝丝，和柳枝纠缠不清；还有好像有一汪水，蓝格盈盈，藏着蛙鸣——但我似乎从未没见过它们。他带着我去延安大学，吃延大的小吃城、逛延大的跳蚤市场。他更经常带我去他的单位，那度过了他最热烈的青春的地方。我喜欢跟着他去单位，因为他的办公室网速快，打游戏不卡——可是我弟弟如今却不愿意与他去单位了。他请我吃了很多次单位的烤肉，直到现在他仍然说他单位的烤肉最好吃。我参加了很多次他和他“兄弟”们的酒局。他的兄弟们——我的那些叔叔都认识我，我也能认清他们。不吃烤肉的时候，他就带着我去单位的后山玩。沿着流个不停的小溪，一路绿树，一路青草，偶尔有牛粪、羊粪。山很小，除了山脚就是山顶。与山脚相比，山顶显得光秃秃的，黄土尘沙间零零星星有几座青色的坟地。我蛮害怕，紧紧跟着我爸。山顶的沙棘疯长，珠宝似的，屈曲干枯的沙棘枝上缀满了一串又一串鸭蛋黄色的小浆果。我爸会摘很多，我们一边吃着酸甜的沙棘，一边满载着沙棘果，回到我爸的办公室。
我爸是再俗也没有的一个俗人，我曾这么想。他爱占小便宜，有时蛮利己主义，满怀着小市民的狡猾，就像八九十年代港片里的主人公那样。我曾很多次坚信自己不会成为他那样的人。但同时，就像我妈说的，他又很善良，甚至善良善得木讷。他和弟弟一起救过一只受了伤的小麻雀；他每天抱着家里的猫给它喂小零食；他也从未拒绝过亲戚朋友的借钱——尽管那些人欠账不还时他也会暗暗怀着气，但我相信，如果还有亲戚朋友找他帮忙，他仍不会吝啬；我妈总觉得奶奶偏袒他弟弟，可他每次都替我奶奶辩驳。
真的，我在家里的时候的确不喜欢和他相处，可是最近总是想到这样一幅画面：2003年11月24日，他24岁。这个年纪的我应该在读研究生，或许刚刚获得一个实习机会吧。可那时的他正在医院里，满面笑容地将我高高举起，朝着我的小脸激动而青涩地说到：“我当爸爸啦！”，医院里的灯光昏黄模糊，映着他年轻的笑脸。
文 / 樊保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