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的一篇以“成年早期子女对父母离异介入”为研究主题的论文认为，根据对父母的婚姻的态度，可以将孩子们分为两种：一种是劝离型，他们倾向于认为父母婚姻和家庭氛围与自己有关，承担相应的责任是自己的义务；一种是不介入型，由于长期话语权和信息的不对称，他们很少向父母直接表达看法，尽量躲开家庭的矛盾。
受传统观念的影响，万琳祖父辈的长辈对夫妻之间的矛盾总是劝和不劝分。“一方面，我姥姥他们都觉得离婚是不可以考虑的事情；另一方面，他们也想保护我，担心我受到伤害。”万琳说。于是，父母在无力一起生活的情况下，选择了离婚；又在长辈的压力下，选择了瞒下离婚，努力支撑起家庭的表象，连结起三代人。
这一选择是稳妥的，也是具有牺牲性的。“我其实不想让他们分开，但我内心很清楚，他们之间没有什么感情。”虽然觉得“这么想很不道德”，但万琳仍认为，父母被这种维系禁锢住了，分开能让他们更轻松一些。
盛白感受到的是被动的拉扯与消耗。家庭内部的经济危机、父母二人接连查出重病，种种现实将一家人绑定在了一起，好几次决心分开，却总在节骨眼被迫放弃。盛白有时会无奈地怪母亲太优柔寡断：“总在说为了谁好，结果适得其反，还把自己也搞得很难受。”
从孩子的角度看维系家庭这件事，盛白表示不同意。“真正适合成长的是让孩子觉得安全的环境，而不是一个看似完整的环境。”她总结道，“不是说你形式上结了婚、生了小孩，就有了一个家庭——它不应只是你们三个人被强硬地联系在了一起，这里面要有爱。”
而豆豆始终从非常现实的角度看待家庭的功能：“在生存面前，一切感情都可以推后。”她理解，对于人到中年的父母们来说，比起偶尔的撕扯，脱离原本的生活轨道需要更大的勇气。豆豆认为，“离婚之于父母，就像复读之于学生”——它可能是一个更好的选择，但大多数人仍选择顺流而下。
何况，豆豆自己也希望这个家能维持下去：“如果父母离婚，我就会在想到任何事情之前首先想到，我没有家了。”她将家庭比作一个以成员为顶点、交流为连线的三角形：“如果我跟两个人之间的交流都同时密切的话，它就会形成一个V型，虽说没有中间的婚姻那条线，但家庭的框架还能继续维持。”什么是重要的，她有自己的答案——一旦父母领了离婚证，它就会像一根刺一样戳伤她的心。即使婚姻维系的只是一个外在的躯壳，但是它还是会让豆豆获得归属感。
尽管在巴哈尔的眼中，父母复婚并非一个理智的选择，但她也承认，这给了她一个跟父母交流联系的机会，也让父母有机会参与她的生活，用他们的方式来弥补她。
由于在一所管理严格、学业繁重的高中念书，巴哈尔的抑郁症随着她的焦虑步步加重。这时，她的父母达成了共识，决定陪她共同面对这个难题。父亲去学校和老师沟通，母亲和她聊天散步。在父母的理解与支持下，巴哈尔高三休学了一年，调整自己的心理状态。
但当高考逼近，巴哈尔对未来的焦虑还是卷土重来。她在酒精与撕毁课本中寻求发泄，用攥紧的拳头砸向坚硬的墙壁，“就是希望有一个借口不去考试”。母亲看到后，决定陪她出去散散心。夕阳下，两人并肩走在湖边的一片草地边，巴哈尔随口问了一句：“我明天不去高考可以吗？”
母亲也轻描淡写地说：“可以啊，那有什么不行的呢。”
一句话，给予了巴哈尔莫大的力量。和自己周旋拧劲、和抑郁焦虑缠斗了多年，喧闹的内心获得了久违的平静。如今回忆起来，父母的耐心和包容一点点地溶解着她的焦虑。“我所求的也不过是这份内心的平和罢了。”她说。
巴哈尔高考前与母亲散心的湖边草地。